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我国基于国内外形势而作出的重要战略判断，为“十四五”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做好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2020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这是对我国面临严峻挑战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并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2021 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2021 年2 月19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强调“要围绕高水平自立自强深化改革”。科技自立自强创新战略的形成、发展与确立凝结了几代国家领导人和科技工作者的心血与智慧。回顾新中国成立70 余年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科技事业的根本遵循，大致经历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科技自立自强”的演进过程，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规律的具体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科技发展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成为国际上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在美苏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加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上限制、政治上敌视、技术上封锁、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威胁的全方位遏制。面对险峻的国际环境，为了改变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面貌，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国内外形势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科技发展方针。

只有引进技术和人才，才能改变我国产业技术落后的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言，“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我国和外国的关系的方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强调自力更生，但也不能忽视向别国学习，并特别强调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努力向外国学习[3]。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也提到，“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同时强调，“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聂荣臻也谈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技术越发展，其保密性越强，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别人即使给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比较落后的。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走自己研制的道路。这一点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成为我们制订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4]1959 年，聂荣臻在全国科学技术计划会议上要求，“我们要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凡是国外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都应该尽快地迎头赶上。”[5]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科技发展方针是为了顺应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在这个方针指引下，我国开始边学苏联边制定自己的科技规划、科技政策，不断完善科技管理体制。向苏联引进科研管理和规划制定方法，以“156 项工程”为载体，引进成套机器设备、工艺和产品设计[6]；以“122 项协定”为平台，开展技术引进与合作，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基础；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为桥梁，引进国防尖端技术；引进苏联专家，派遣留苏学生，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逐步形成“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科技发展模式。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辉煌成就，增强了国防实力。邓小平曾高度评价“两弹一星”的历史地位，“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7]1999 年，我国还特地召开“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江泽民强调我国在当时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能成功地研制出“两弹一星”，确实为我们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创造了宝贵的经验[8]。这些成就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带动了新中国整体科技事业的大发展，为我国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启示、积累了“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宝贵经验。但与当时世界整体科技水平相比，我们依然有很大差距。科技发展的经验也提醒我们要正确认识知识分子，要把科学技术从器物层面提升到文化价值层面，从“以物为本”提升到“以人为本”，力求建设科学民主的创新型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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